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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news.21cn.com/luntan/liantang/2008/12/25/5666085.shtml

　　在卫生部的一次会议上，副部长黄洁夫曾经对记者说，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，器官捐献的主要来源竟是死刑犯，实在有损中国的大国形象，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去改善。

　　对于中国死刑犯捐献器官的种种疑问，凤凰周刊曾经在2005年时做过一次调查。政策规定以下几种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可供利用：１．无人收殓或家属拒绝收殓的；２．死刑罪犯自愿将尸体交医疗卫生单位利用的；３．经家属同意利用的。在医疗界，用死刑犯的器官做手术早已不成其为秘密。

　　死刑犯器官捐献调查-2005年

　　凤凰周刊记者 邓飞

　　6月初，大陆一些网站上流传一份报告，该报告称，今年4月，“中原涉黑第一案”主犯宋留根等九人被执行枪决。此后不久，该团伙中七名死刑犯的器官被医疗机构摘取和移植。

　　4月发生的事件，6月被炒热。这份报告的问世，显然与此前不久盛传的一则消息有关。6月3日，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国际肝脏移植研讨会上透露，大陆首部《人体器官移植条例》有望近期出台。据称，该条例将通过鼓励民众自愿捐献等方式，拓宽人体器官供给渠道。

　　媒体的延伸解读，使处于隐性状态的死刑犯器官捐献问题进入公众视野。根据较权威的说法，多年以来，大陆医疗及科研机构获得的人体器官供体，主要来自死刑犯的自愿捐献。宋留根等人的身后传言，令大陆死刑犯器官的自愿捐献模式变得格外敏感。


　　黑皮本上的名单

　　2005年6月6日，《凤凰周刊》记者来到河南郑州。

　　网上报告称，宋留根团伙案中七名死刑犯的器官被河南两家医疗机构摘取和移植。其中，张广明、毛海军、陈华的视网膜，刘慈恩、刘文贤、王明军、刘强的肾脏器官被摘取，仅该团伙主犯宋留根、马献洲的器官没有被摘取。

　　6月7日，记者找到该案几位死刑犯家属。刘慈恩的妻子贾涵称，刘是回族人，根据该民族习俗，死者须土葬。她带着一个阿訇向法院提出紧急申请，获准取回刘的尸体土葬。

　　贾涵证明，刘慈恩的尸体是完整的，其他尸体被塑料袋包裹，她不能接近，无从证实尸体器官是否被摘取。而宋留根的大哥和其他死刑犯家属说，他们无法接近刑场，也不准接近遗体。但他们表示倾向相信报告所言。

　　2005年6月8日上午，记者以家人需要换肾为由，来到网上报告涉及的郑州某医院。在肾脏科，一个姓史的年轻医生告知，“要来就得赶紧来，这两个星期肾源比较多”。史解释说，原定的四五月的“严打”推迟到了六月。记者问使用死刑犯的器官，有无法律纠纷，史很警觉，说这个你不要管。

　　下午，记者又抵达网上报告提及的河南许昌市某医院。在5楼肾内科，该科主任医师孙力（化名）透露说，许昌新近处决一批犯人，“产生四个肾”，但自己所在的医院“关系不够铁，一个也没有拿到。”孙介绍说，郑州市肾移植实力雄厚，该市有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、郑州市第三医院、第四医院、空军医院等几家医院可做肾移植手术。孙很热心地给记者写了一封介绍信，建议记者去郑州，找一位叫彭明（化名）的肾移植专家。

　　6月9日。记者在郑州市一家市属医院的泌尿科，找到彭明。彭是该科主任，其名片显示，他还是郑州某肾脏移植机构的副主任医师。

　　彭先拿出一个本子，上面写着众多需要换肾的患者名单。随后，他又从办公桌右侧第一个抽屉里，拿出一个黑皮本子，写得密密麻麻。彭说，这是被一审宣判死刑的部分死刑犯，“打钩的都是被用过的”。

　　记者看到本子的每一页上，写着11个左右死刑犯的相关信息，他们分别来自焦作、三门峡、安阳等地。记者注意到一个叫杜××的名字后面，注明了“小三阳”、“三门峡”等字样。彭解释说，杜被三门峡法院宣判死刑，但还未处决。2004年8月27日，该医院一个姓杨的医生对其抽血配型，发现杜患有乙肝，“有传染病的，不能用。”

　　事后，《凤凰周刊》记者致电三门峡法院，核实确有一个叫杜××的待决死刑犯。

　　彭介绍说，这些记在本子上的死刑犯都没有超过30岁，“供体够用，那我就挑着用。”

　　彭把本子放回抽屉，压低嗓门说，“这是不能让人看到的。”不过，他又安慰说，死刑犯家属是不可能知道的。

　　彭称，去年，该院先后为140多名肾病患者施行换肾手术。

自愿捐献”渐为公众知晓

　　对被处决的死刑犯现场取器官，显然并非郑州一地。

　　2005年6月，湖北武汉某医院一位叫李璐（化名）的实习医生，向《凤凰周刊》记者披露了她经历过的一次现场取器官移植：今年4月的某天，她所在的医院兵分两路，实施换肾手术—8个医生驱车刑场摘取肾脏，其他医生留守手术室，做好术前准备，器官一到，即行手术。

　　李璐介绍，心跳停止的人体，5分钟以后其肝脏就会丧失功能，肾脏也只能维持在半小时内。因此，对死刑犯的现场摘取器官必须在15分钟内完成，并存放到冰盒或灌注保存液。

　　李璐目睹了医生摘取的肾，她描述说，“那只死刑犯提供的肾经过了修剪、灌洗、冰冻，已褪去血色，由内至外散发着一种乳白色光晕，令人感到些许圣洁；说它精致一点也不过分，甚至比任何美玉都珍贵。”

　　当天，该医院4台肾移植手术均获成功。事件已过去两个来月，李璐说自己至今无法摆脱那种特定状态下的焦虑感。

　　对死刑犯摘取器官一事虽一直处于隐性状态，但相关内情仍通过多种渠道渐露端倪。

　　2004年9月，《金陵晚报》报道说，大陆著名演员傅彪花费约30万元移植的肝脏，就来自山东一死刑犯。报道称，傅在得知自己患肝癌后，四处寻找合适肝脏。9月4日，傅终于从一名被处决的死刑犯身上取得肝脏，并顺利完成移植手术。

   
　　明星的传播效应，使死刑犯器官被摘取利用的问题开始为公众知晓。其实，在医疗界，这早已不成其为秘密。2003年9月，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袁劲、陈忠华，就在其发表的《亲属活体器官捐赠的伦理学问题》一文中称：大陆用于移植的器官来源是无心跳尸体、脑死亡尸体和活体，主要来源是死刑犯自愿提供。

　　采访中，记者接触到的相关医生和司法人员均印证了这一说话。

　　知情者透露：死刑犯在待决前，要通过验血获取其生理信息，必须经过看守所同意；法院执行死刑，检察院负责监督执行。“如果不获得司法部门的许可，医院对死刑犯摘取器官绝无可能。”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司法界资深人士说，司法部门为医疗机构提供死刑犯自愿捐献器官是有据可依的，具合法性前提。

　　现实中，死刑犯自愿捐献遗体和器官的报道，也屡屡见诸大陆媒体。一些死刑犯因捐献未果而留下最后“遗憾”。

　　这位资深人士也坦承，这么多年来，不排除有死刑犯器官被“巧取”、“强取”的案例。但他坚持认为，这种情况仅是个案。

　　然而，这些“个案”的积累，导致了外界对死刑犯自愿捐献行为的普遍质疑。

　　2000年9月，山西太原人于勇刚因抢劫杀人罪被判处死刑，其母坚称医院和法院私自取走儿子的器官，并写下《一个公民血与泪的控诉》，控告相关部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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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，我觉得，给死刑犯枪决后捐赠器官，不是一件坏事。
在国内，需要器官移植的人是很多的，但愿意死后捐赠的却少之又少。按照上面资料所说的，对于无人认领的，或者家属拒绝收殓的，把他们有用器官移植到有需要的人身上，其实不坏。死刑犯生前都是做过这样或者那样的对社会有害的事，如果死后给他们一个帮助社会的机会，也是对死者的一个尊重喔。